学者谈语文教育(转帖)

学者谈语文教育

日前,在上海浦东图书馆举行的“2016中国语文教育发展论坛”上,十余位专家学者就语文教育的发展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上海开放大学教授、作家、学者鲍鹏山,台湾慈济大学教授林安梧,分别从道和术的层面谈了各自对于语文教育的思考,颇具启发。

 

鲍鹏山:语文教育要给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中国教育的特殊性是什么

 

我们知道,每一门教育课程的设置,都是为了实现某些教育目标,为此而赋予课程以某些功能。那么,中国的语文教育,应该承担哪些教育使命,为此,应该有着哪些功能呢?

 

曾经,教育界对语文赋予了如同其他学科一样的单一功能,虽然在理论上,今天人们已经普遍认同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作为工具性的听说读写的训练与考核,实际上还是语文教育的基本内容。而对于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则更多地理解为人文知识的记诵而非文化人格的构建。而且,即便如此,作为知识记诵的人文性内容,在教材中也非常稀薄,零碎而不成体系,枝叶而不及根本,不能呈现人类人文和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与价值。

 

但是,中国的语文课相较于欧美国家的语言类课程,必须承担更多的使命,应该有着更多的教育功能。这是由中国基础教育的特殊性决定的。

 

中国的教育与西方的教育相比,有着不同的前提和基础。西方的国民教育由世俗教育和宗教教育两部分组成,也就是说,他们的世俗教育是建立在有宗教教育的基础上的,而中国的教育整体而言是基于没有宗教教育的基础上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非常遗憾的是,从1912年蔡元培下令各级学校废除读经到今天,我们从事教育的人,无论是教育专家,还是教育一线的老师们,在谈教育的时候,一直没能意识到这一点。

 

当我们按照西方学校的分科方法来设置我们的课程并将传统经典作为落后的东西从教材中剔除的时候,我们忘了,西方人是“两条腿”走路的,简言之,他们的国民教育,是除了“学堂”还有“教堂”,他们的一生,除了到学校里面受教育,还要到教堂里去参加宗教活动。一个信教家庭的孩子,生下来可能就要受洗礼,就生活在各类宗教仪式和浓郁的宗教氛围中,逝去之时,也是神职人员诵经安葬。他们的受教育生涯,除了在学校里读世俗教材之外,在家里还要读《圣经》,除了学校的教师,还有宗教的教父。在美国那些信奉上帝的人家里,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是没有《圣经》的,事实上,美国平均每个家庭拥有6本半《圣经》。

 

中国教育的特殊性是什么?就是中国的教育是建立在没有全民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的。我们有我们的文化传统,有我们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实现路径,我们信仰体系的载体和传播手段是经学而不是神学,是学堂而不是教堂;我们尊奉的是圣贤,而不是神灵,这是我们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不仅是能力的培养,更是心灵的养成

 

如果说,西方的国民教育是立足于学堂与教堂这样的“两堂”,在没有教堂的传统中国,我们其实建立了“三堂”:学堂、祠堂和中堂。乡村有学堂,宗族有祠堂,家庭有中堂。学堂里有圣贤,祠堂里有祖宗,中堂是五个大字:天地君亲师。这“三堂”撑起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信仰体系。

 

今天,宗族的祠堂已经荡然无存,乡村生活也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模式,家庭中也不再有中堂,代之以电视。“三堂”中的两堂已经一去不返。而学堂中的读经教育,也代之以主要是以自然科学知识及其分类为主的各类课程,其中的语文课和历史课,也不再是经典的阅读,语文不读《论语》《孟子》,历史不读《史记》《汉书》。历史变成大事记,语文教材所选课文,更是水平参差不一,大多是短小肤浅的各类时文。即使有些经典片段的选入,主要也还是为了所谓文言文的学习。至于文化上的意义,因其无系统,也是单辞碎义、零杂无序、琐屑丛脞,这类文字根本不足以支撑起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信仰世界,不足以给受教育者提供基本的人类文明的熏陶。

 

为此,我们思考中国的语文教育,必须赋予它更多的使命,使之具有更多的功能,除了我们今天在实践中(包括教学和考试)特别强调和重视的语文的工具性,所谓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语文课必须传播传承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及其经典表述,必须有关于中国古圣先贤精神人格的传承和经典的学习,以此培育价值观和文化认同,建构精神人格,建立信仰体系。孔子在谈到《诗经》的教育功能时,说到四个关键概念:“兴观群怨”,其所指就是语文教育必须养成人的理想与情怀、价值观与价值判断力、群体意识与责任担当、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

 

为此,基础教育的12年语文课,不仅是母语的培养,它还应该在整体设计上贯彻三个体系: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知识体系传递语文知识和文化史知识;价值体系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力;文化体系培育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构建民族的凝聚力。一言以蔽之,语文课不仅是能力的培养,更是心灵的养成。不仅是人之用,更是人之体:给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林安梧:认死理的教育扼杀语文的生命


“写”是自肺腑流出,“作”是在天地间生长

 

 “语文”这两个字对我来说,不仅是母语的传授,更是本国的文化、思想、传统、文学,或者更笼统地概括为“国学”。简单地说,语文所重不在语言文字的运用,更在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叫杨德英。至今,杨先生讲《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论语》)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她提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是“尽己”,“恕”是“推己及人”。“尽己”就是回到自己内在的本心,面对自己的良知;“恕”是“如心”,将心比心,因为“心之同然”便是“本心”,便是“天理”。记得那时,总觉得上语文课好像智慧的盛宴,哪里还管要不要解释成现代语,觉得只要这些道理通了,一切问题也就解决了。

 

是的,语文的学习不同于外语,之所以不同,正因为它是内在于我们的生活世界,它就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只要我们好好生活在这文化传统中、在鸟飞鱼跃的生活世界里,尽可悠然自得。

 

我总认为,“我笔写我口,我口说我心,我心如我感”,感之亲切,心之通达,说之明白,笔之顺畅,就是好文章,何来造作,何来忸怩?“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妙”之为妙,就在个“熟”字罢了。熟能生巧,巧能生妙,妙化天地,任其自然啊。

 

怎么个熟法?背!背!背!“背诵”是不二法门。但背诵可不是光背诵,背诵也有法门。背诵之法,在于韵律,在于语势,在于内容,在于思想,在于意象,在背诵的过程里,让你亲切地感受到诗词文章的生命。让你与之同情,与之共感,与之同歌哭,与之同生息,就在这时,进到你的脉络中,手之、足之、舞之、蹈之。更明白地说,要你的生命律动与它合而为一。

 

此外,文章本在天地间,言为心声,重要的是,如何能倾听到自己内在的声音。写作即是生活,生活即是写作。没有生活何来写作?“写”是自肺腑流出,“作”是在天地间生长。学习语文也该如此。

 

记得当时选修“诗选及习作”课,我但写胸襟而已,多有不合平仄者,老师打起分数来,自然也就不高,但我本为初学,不够好那是当然的,何须在意?就因不在意,所以作起诗来,是喜悦的、快乐的,就在这样习之、熟之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诗的孕育与生长。直到现在,我还写五言诗、写七言诗,甚至填词,写作长短句。

 

要合乎规律,自然长成

 

学习语文,当然要推敲、要琢磨,如何推敲、如何琢磨?靠的还是练习,练习多了,那推敲才真成了推敲,那琢磨也才见成效。推敲是在多次的练习下,自然生长,琢磨是在一次再一次的写作过程中逐渐育成。就像写书法一样,摩之、临之,得其形体,入其精神,最后才写成自己的字。

 

了解章法是必要的,识得语法也是应该的,但光记住如何的章法,单记得语法的结构如何,那是不经事的。重要的是,多造句子,语法熟了,成了你自己的句子,这句子直透到心底,直透到身体,反映了整个生活世界的脉动。多做文章,章法熟了,成了你自己的文章,这文章是你心灵的声音呐喊,或是含情脉脉,或是离情依依,或是振拔乎天地,或是沉吟乎沧桑。总之,写的是你的体会与感受,思想、情感都可妙笔生花,跃然纸上。

 

我父亲那一代人,读的书不多。白天上学,在日本占据时代,读的是日文,还要躲空袭。回到家,晚上读汉塾,跟着汉学先生学汉语,时间少之又少,但两三年下来,却也能做对子,写书信。说起来,他们的阅读与写作能力,并不比现在的年轻人差,写的对子甚至比很多中文系的学生还好。这原因何在?就只因为他们的学习合乎语文的内在规律,自然长成。

 

现在的年轻人,接触的讯息很多,但驳杂、纷扰,又囿于考试指挥教学,教师教得认真极了,却只重在考试、重在答题,不符合语文的内在规律。任你如何用功,用的功是在考试、在答题,结果考试是会了,但那些全都是死理,这样的语文教育岂能不扼杀语文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