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语文教育(转帖)

学者谈语文教育

日前,在上海浦东图书馆举行的“2016中国语文教育发展论坛”上,十余位专家学者就语文教育的发展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上海开放大学教授、作家、学者鲍鹏山,台湾慈济大学教授林安梧,分别从道和术的层面谈了各自对于语文教育的思考,颇具启发。

 

鲍鹏山:语文教育要给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中国教育的特殊性是什么

 

我们知道,每一门教育课程的设置,都是为了实现某些教育目标,为此而赋予课程以某些功能。那么,中国的语文教育,应该承担哪些教育使命,为此,应该有着哪些功能呢?

 

曾经,教育界对语文赋予了如同其他学科一样的单一功能,虽然在理论上,今天人们已经普遍认同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作为工具性的听说读写的训练与考核,实际上还是语文教育的基本内容。而对于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则更多地理解为人文知识的记诵而非文化人格的构建。而且,即便如此,作为知识记诵的人文性内容,在教材中也非常稀薄,零碎而不成体系,枝叶而不及根本,不能呈现人类人文和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与价值。

 

但是,中国的语文课相较于欧美国家的语言类课程,必须承担更多的使命,应该有着更多的教育功能。这是由中国基础教育的特殊性决定的。

 

中国的教育与西方的教育相比,有着不同的前提和基础。西方的国民教育由世俗教育和宗教教育两部分组成,也就是说,他们的世俗教育是建立在有宗教教育的基础上的,而中国的教育整体而言是基于没有宗教教育的基础上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非常遗憾的是,从1912年蔡元培下令各级学校废除读经到今天,我们从事教育的人,无论是教育专家,还是教育一线的老师们,在谈教育的时候,一直没能意识到这一点。

 

当我们按照西方学校的分科方法来设置我们的课程并将传统经典作为落后的东西从教材中剔除的时候,我们忘了,西方人是“两条腿”走路的,简言之,他们的国民教育,是除了“学堂”还有“教堂”,他们的一生,除了到学校里面受教育,还要到教堂里去参加宗教活动。一个信教家庭的孩子,生下来可能就要受洗礼,就生活在各类宗教仪式和浓郁的宗教氛围中,逝去之时,也是神职人员诵经安葬。他们的受教育生涯,除了在学校里读世俗教材之外,在家里还要读《圣经》,除了学校的教师,还有宗教的教父。在美国那些信奉上帝的人家里,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是没有《圣经》的,事实上,美国平均每个家庭拥有6本半《圣经》。

 

中国教育的特殊性是什么?就是中国的教育是建立在没有全民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的。我们有我们的文化传统,有我们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实现路径,我们信仰体系的载体和传播手段是经学而不是神学,是学堂而不是教堂;我们尊奉的是圣贤,而不是神灵,这是我们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不仅是能力的培养,更是心灵的养成

 

如果说,西方的国民教育是立足于学堂与教堂这样的“两堂”,在没有教堂的传统中国,我们其实建立了“三堂”:学堂、祠堂和中堂。乡村有学堂,宗族有祠堂,家庭有中堂。学堂里有圣贤,祠堂里有祖宗,中堂是五个大字:天地君亲师。这“三堂”撑起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信仰体系。

 

今天,宗族的祠堂已经荡然无存,乡村生活也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模式,家庭中也不再有中堂,代之以电视。“三堂”中的两堂已经一去不返。而学堂中的读经教育,也代之以主要是以自然科学知识及其分类为主的各类课程,其中的语文课和历史课,也不再是经典的阅读,语文不读《论语》《孟子》,历史不读《史记》《汉书》。历史变成大事记,语文教材所选课文,更是水平参差不一,大多是短小肤浅的各类时文。即使有些经典片段的选入,主要也还是为了所谓文言文的学习。至于文化上的意义,因其无系统,也是单辞碎义、零杂无序、琐屑丛脞,这类文字根本不足以支撑起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信仰世界,不足以给受教育者提供基本的人类文明的熏陶。

 

为此,我们思考中国的语文教育,必须赋予它更多的使命,使之具有更多的功能,除了我们今天在实践中(包括教学和考试)特别强调和重视的语文的工具性,所谓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语文课必须传播传承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及其经典表述,必须有关于中国古圣先贤精神人格的传承和经典的学习,以此培育价值观和文化认同,建构精神人格,建立信仰体系。孔子在谈到《诗经》的教育功能时,说到四个关键概念:“兴观群怨”,其所指就是语文教育必须养成人的理想与情怀、价值观与价值判断力、群体意识与责任担当、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

 

为此,基础教育的12年语文课,不仅是母语的培养,它还应该在整体设计上贯彻三个体系: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知识体系传递语文知识和文化史知识;价值体系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力;文化体系培育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构建民族的凝聚力。一言以蔽之,语文课不仅是能力的培养,更是心灵的养成。不仅是人之用,更是人之体:给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林安梧:认死理的教育扼杀语文的生命


“写”是自肺腑流出,“作”是在天地间生长

 

 “语文”这两个字对我来说,不仅是母语的传授,更是本国的文化、思想、传统、文学,或者更笼统地概括为“国学”。简单地说,语文所重不在语言文字的运用,更在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叫杨德英。至今,杨先生讲《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论语》)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她提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是“尽己”,“恕”是“推己及人”。“尽己”就是回到自己内在的本心,面对自己的良知;“恕”是“如心”,将心比心,因为“心之同然”便是“本心”,便是“天理”。记得那时,总觉得上语文课好像智慧的盛宴,哪里还管要不要解释成现代语,觉得只要这些道理通了,一切问题也就解决了。

 

是的,语文的学习不同于外语,之所以不同,正因为它是内在于我们的生活世界,它就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只要我们好好生活在这文化传统中、在鸟飞鱼跃的生活世界里,尽可悠然自得。

 

我总认为,“我笔写我口,我口说我心,我心如我感”,感之亲切,心之通达,说之明白,笔之顺畅,就是好文章,何来造作,何来忸怩?“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妙”之为妙,就在个“熟”字罢了。熟能生巧,巧能生妙,妙化天地,任其自然啊。

 

怎么个熟法?背!背!背!“背诵”是不二法门。但背诵可不是光背诵,背诵也有法门。背诵之法,在于韵律,在于语势,在于内容,在于思想,在于意象,在背诵的过程里,让你亲切地感受到诗词文章的生命。让你与之同情,与之共感,与之同歌哭,与之同生息,就在这时,进到你的脉络中,手之、足之、舞之、蹈之。更明白地说,要你的生命律动与它合而为一。

 

此外,文章本在天地间,言为心声,重要的是,如何能倾听到自己内在的声音。写作即是生活,生活即是写作。没有生活何来写作?“写”是自肺腑流出,“作”是在天地间生长。学习语文也该如此。

 

记得当时选修“诗选及习作”课,我但写胸襟而已,多有不合平仄者,老师打起分数来,自然也就不高,但我本为初学,不够好那是当然的,何须在意?就因不在意,所以作起诗来,是喜悦的、快乐的,就在这样习之、熟之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诗的孕育与生长。直到现在,我还写五言诗、写七言诗,甚至填词,写作长短句。

 

要合乎规律,自然长成

 

学习语文,当然要推敲、要琢磨,如何推敲、如何琢磨?靠的还是练习,练习多了,那推敲才真成了推敲,那琢磨也才见成效。推敲是在多次的练习下,自然生长,琢磨是在一次再一次的写作过程中逐渐育成。就像写书法一样,摩之、临之,得其形体,入其精神,最后才写成自己的字。

 

了解章法是必要的,识得语法也是应该的,但光记住如何的章法,单记得语法的结构如何,那是不经事的。重要的是,多造句子,语法熟了,成了你自己的句子,这句子直透到心底,直透到身体,反映了整个生活世界的脉动。多做文章,章法熟了,成了你自己的文章,这文章是你心灵的声音呐喊,或是含情脉脉,或是离情依依,或是振拔乎天地,或是沉吟乎沧桑。总之,写的是你的体会与感受,思想、情感都可妙笔生花,跃然纸上。

 

我父亲那一代人,读的书不多。白天上学,在日本占据时代,读的是日文,还要躲空袭。回到家,晚上读汉塾,跟着汉学先生学汉语,时间少之又少,但两三年下来,却也能做对子,写书信。说起来,他们的阅读与写作能力,并不比现在的年轻人差,写的对子甚至比很多中文系的学生还好。这原因何在?就只因为他们的学习合乎语文的内在规律,自然长成。

 

现在的年轻人,接触的讯息很多,但驳杂、纷扰,又囿于考试指挥教学,教师教得认真极了,却只重在考试、重在答题,不符合语文的内在规律。任你如何用功,用的功是在考试、在答题,结果考试是会了,但那些全都是死理,这样的语文教育岂能不扼杀语文的生命?

 

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难出教育家?

我们这个时代为何难出教育家?(转发)


王贵成    2012-11-09       凤凰博报


游宇民先生在《教育家辈出的前提》(《杂文报》201032日)一文中说:“一个教育家辈出的时代至少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社会环境比较宽松,允许各种教育理念自由碰撞;二、教师拥有充分的教育自主权,在专业上说话算数;三是优秀教师可以获得足够的物质和精神利益。”这话说得对极了,但观诸现实,这几个条件却极难实现。


现在的社会环境比之“反右”“文革”时是宽松多了,但也只是表面上让人发发牢骚,说说而已,说真话的社会氛围依然没有形成。就说教育界吧,在现时应试教育引领一切的大环境下,根本不可能允许各种教育理念的自由碰撞,不要说难以自由地出现各种教育理念了,即便破天荒地出现一个好的教育理念,与现实一“碰撞”,定然是头破血流的命运。有着“民间教改第一人”、“自由教育者”之称的 “教育狂人”、原青岛市二中语文教师王泽钊,就是这样一位中学老师。


王泽钊的教育理念可谓新颖至极,他开辟了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统一的教学途径,十几年来,他基本上不用国家的统编教材,往往只在开学三周内就将教材有选择地讲完,余下的时间都讲自己为学生精选的文章(后来他用这些多年积累的文章编写成了一本150万字的自编教材);他的语文课居然还细分出了阅读课、对话课、辩论课、表演课等好几种;考试方式也和别人大为不同,尤其是答案,往往是开放性的,例如诗歌鉴赏,学生所答能自圆其说就行。靠着这种天马行空般的授课方式,王泽钊带过17届高三毕业班,而且所带班级的高考成绩一直在全市名列前茅。


但就是这样一位有着先进教育理念的老师,却不被世俗社会接受。不但有家长直接打电话给校长:“从未见过这样不重视课本的老师!”还有学生写“匿名信”向校长反映他“不负责任”,更有校领导认为:他不依靠教材,很多学生在课后无法复习;而且更可怕的是他语文教学组的同事。一位与他共事的老教师在校长面前老泪纵横地评价他说:“他这是在误人子弟啊!我以一个老教师的身份要求,不能让这样的人教学。”在这种四面楚歌的环境中,即使学生再喜欢他,王泽钊还是避免不了被淘汰的命运。2000年学校搞竞争上岗,让各学科组自己投票,王泽钊落了个差点下岗的结果,最后被“降岗使用”。要强的王泽钊“觉得窝囊”,再也无法在官办学校里呆下去了,最后以“不适应学校环境”为理由,递交了辞职报告,无奈地到外面去应聘民办学校。(《教学研究》 2009323 日)


说到教育自主权,教师们就更可怜了。双休日变成单休日甚至不休日,寒暑假补课,这样累死累活的玩命工作,教师们愿意吗?可由于自由权利的缺失,为了养家糊口,只能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了。连什么时候教的问题都无权决定,更遑论专业上的事情了。教什么,怎么教,这些教材教法的大问题,教师们更是不容置喙。教材是全国统编的,教学参考书是全国统一的,再加上学校领导的谆谆教诲,教师在传播所谓知识的中间只是起了一个传声筒的作用。当然,勇敢如王泽钊者也是有的,但那被淘汰出局的噩运却是非常可怕的,一般教师谁敢去面对呢?常写杂文有点叛逆心态的鄙人,也非常想向王泽钊学习,但也没有勇气去和目前这种僵化垂死的教育体制叫板,唯一敢做的,就是在课堂上叛逆一下,还怕学校领导知道了,从此毁掉自己在领导心目中的光辉形象事小,让自己的锦绣前程从此成了死路一条那可就赔大了。


我们中小学教师在应试教育的大染缸里已经被酱染得身心麻木,在专业上唯唯诺诺仰人鼻息也是无奈之事。那么大学教师呢,即使那些贵为教授者,在专业上可能做到说话算数?不要说用什么教材上课,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考试,教授们能完全做得了主吗?可否还有民国教授身上的一丝傲骨?著名学者黄侃在中央大学任教时,每逢期末考试,既不看学生试卷,又不在试卷上判分,而是来个“每人八十分”,教务处当然不满意。可鉴于黄侃的名气和脾气,也只好不了了之。林语堂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任英文教员,到期末评定学生成绩时,他的做法是“相面打分”: 根据学生面相一一判分。据他的学生们回忆,林语堂“相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考试计分的方法,同学们心中无不信服。五四时期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钱玄同,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处任教,也是从不批改学生们的考卷。北京大学为此特意刻了一枚印有“及格” 二字的木质图章,钱玄同收到考卷后,即直接送到教务室,由教务室统一盖上及格的图章,而后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别记入学分档案。及至他到燕京大学兼课时,仍旧照此办理。不料此番他碰了个钉子:学校方面竟将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样退回。钱先生的脾气立马来了,毫不退让,将考卷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校方生气地警告钱先生,如再次拒绝判卷,将按照校纪对他进行惩罚,扣发相当数额的薪金。钱先生立即作书一封,言道:“判卷恕不能从命,现将薪金全数奉还。”信内附钞票若干。(《教育文摘周报》20091230日)


我们尽可以把民国教授们拒绝考试判卷视为荒唐之举,其实只要反过来想想就明白了,学校里的那些考试除了能给学生一个虚无的分数外,真的能反映出学生的能力高低吗?真的需要教师耗费精力去做那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吗?由此推及教育上的其他事情,那一样教师能做的了主啊!


至于优秀教师获得的物质和精神利益,那就更可怜了。2009年教师节前夕,教育部评出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100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人身兼几种职务。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有10人左右。这也很好理解,现今的学校里,行政权力主宰一切,领导们对各种利益拥有优先占有权,等到他们不需要了,或腻烦了,或要做做高姿态了,或许才会给普通教师赏赐点残羹冷炙。而这种残羹冷炙,大部分优秀教师一辈子也是无缘得到的。呕心沥血钻研教学,只落得两鬓斑白一身病痛,这样的优秀教师谁还会去当啊?这才出现了数十位教授争着去抢一个处长的职位,这就是斯文扫地的残酷现实啊!


在这样的现实大环境下,还想呼唤教育家的出现,岂不是白日做梦!